中国律师为什么越做越险？

中国律师为什么越做越险？

中国律师网  2005年09月02日  律师

    说起当今中国律师业，不外乎三个字：一是“热”，想当律师的人“热”，想通过律师发财的人“热”，想把律师迅速做大的人“热”；二是“难”，做律师“难”，做一个好律师更“难”，管律师“难”，管理好律师还“难”。既要做好律师，又要管好律师是“难上加难”；三是“险”，做一个平常的律师“险”，做一个不平常的律师就更“险”。

　　从律师业乃至社会层面看，“热”是一种社会反映，无可厚非，有“热”必然有“冷”的时候；“难”是一种社会现实，自不待言，“难”的解决，必然是“易”的起点；而“险”则又可能是一种视而不见、无动于衷，从而司空见惯的现象。更“险”的是我们有些人对眼前乃至未来的“险”还一无所知，麻木不仁。

　　“热”的背后可能就有“险”，“难”的另一面可能就面临风“险”。而“险”本身究竟是什么呢？

　　粗粗分析，所谓“险”，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首先是人身险。律师也是人，也会面临任何人一样的风险。这种“险”可能表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自身的生老病死之险；二是外加的生命意外、身体伤痛之险。也就是说人身险包括生命险和健康险两种情况；其次是执业险，即律师因为执业而导致的风“险”，主要表现刑事业务领域，同时也可能发生在民事业务领域；最后是管理险，也就是因律师管理而带来的风“险”。

　　本来，随着我国律师事业的改革与发展，随着我国法治环境的发展与完善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完善和需要，律师业应该是越做越好、越做越安全、越做越稳定，怎么会越做越“险”呢？

　　在笔者看来，律师业之所以会越做越“险”，是因为：其一，“险”在我国律师执业权利的不当“限制”。譬如在刑事业务中，为什么一些发达国家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，而我国的执业律师在自己的当事人和委托人需要法律帮助时，却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呢？一言以蔽之，在我国，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帮助权没有得到真正落实。律师无法帮助犯罪嫌疑人获得与侦察机关相抗衡的权利，也难以达到与国家追诉机关在力量上的平衡。于是，律师在侦查阶段身份不明、权利受限，从而发挥不了律师的作用；于是，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联络、会见的时间受限、次数受限、条件受限；于是，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利受限、阅卷权利受限、质证权利受限。此谓“险”之“限”也；其二，因为权利有“限”，因为权力受限，所以就有可能面临一些“陷阱”，最大的“陷阱”就是刑法第306条，这是悬在中国律师头上的“306大棒”：譬如证人改变了证言，律师就可能成为“教唆者”；譬如复印了部分资料并让当事人看到了，律师就不幸成了“泄密者”；譬如一些居民因为拆迁征地使自身利益受损而需要律师代为维权，但律师就必然成了“挑词架讼者”……当然，另一种“陷阱”也有可能来自当事人，来自当事人一不留神带来的“陷阱”。此谓“险”之“陷”也；其三，是因为有些“陷阱”主要来源于我们把“陷阱”当成了天上掉下的“馅饼”。在我们的执业实践中，常常有人在收费上会以利为诱饵、以钱为驱动，让我们某些人不知不觉走向背离律师执业规范与职业道德的反面，从而走向违法犯罪的边缘。此谓“险”之“馅”也；其四，律师现在渐渐成了一个热门行当、黄金职业，因而个人羡慕、人人艳羡，甚至有人由羡而妒，由妒而恨，由恨而心态失衡、行为失常，从而做出一些让律师上当、叫律师吃亏的事情。此谓“险”之“羡”也。

　　因为“限”而“险”，因为“陷”至“险”，因为“馅”成“险”，因为“羡”变“险”，才发生了1984年的辽宁“台安三律师包庇案”，1994年的彭杰律师的“玩忽职守案”，1995年马海旺律师眼睛被抠案，1996年冯志德律师逃亡案，1997年张兆伟律师妨害证据案，1998年孙少波和陆建中贪污案，1999年张军律师妨碍公务案，2000年陈德惠律师偷税案，2001年涂建国律师贪污案，2002年张建中律师伪证案，2004年北京三律师被判赔偿800万元案……

　　这些案件尽管各有原由、各有结论，但不能否认的是大多案件是冤案，甚至是奇闻。这些冤案乃至奇闻的确给中国律师业发展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，使中国十万律师感到律师越做越难，越做越险。

　　如果律师业可以用江湖来比喻，那笔者最后要敬告各位律师同仁：江湖险恶，各位保重！（刘桂明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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